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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政治、法律
  • 用时:78ms
    • 简介:所有权作为物权体系的核心,具有着可交易、私权性的特征。国家所有权作为所有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国家作为民事主体对其所有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但国家双重法律人格的特殊性及我国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使得学界对国家所有权的性质、主体和客体认定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也反映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从宪法到物权法再到尚待生效的企业国有资产法,都规定着‘国家财产属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国家所有权,与一般的所有权一样受法律的同等保护。对于国家财产所有权性质、主体及客体的界定,应当从一般所有权出发。所有权是一种私权;所有权的客体为有体物,法律特别规定权利可以成为所有权客体的除外;所有权的主体要求具有确定性的特征。国家所有权理应具备这样的特征,同时国家的私法人属性及全民概念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国家才是国家所有权的真正主体。作为国家主人的全体人民对国家所有权实现所带来利益享有“经济权力”。而国家所有权的实现有赖于国家所有权的行使。国家所有权的行使主要表现为国家经营性财产所有权的行使。权利行使方式的选择总是效率与公平博弈的结果,国家经营性财产所有权的行使制度同样遵循着这一规律。各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存在着差异,但都贯彻着分权管理理念,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当前,我国国家经营性财产所有权行使制度缺失对国家财产战略性结构调整的管理机制。对于关乎全民利益的如此重大的财产权利的行使,应交由反映人民意志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来行使;在不干涉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前提下,对国有企业的其他管理职责,应由效率更高的政府及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来承担,人民代表大会对其进行监督。从而构建起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相结合的国家经营性财产所有权行使的双重管理模式,这是符合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的,是理性的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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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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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理论在二十世纪可谓独树一帜,他传承了尼采的谱系学方法,运用其独特的视角对两种特殊的场所疯人院和监狱进行了透彻的解构,挖掘其中被埋没的话语。并基于此形成了一套自己对于整个社会运行方式的见解,提出了不同于常规的对权力的认识,构造了一种权力关系,而此权力关系是由“凝视”这种独特的方式产生的,此方式来源于对两种特殊场所的历史的深入挖掘,福柯再将这些发掘出的材料进行高度抽象,与整个社会进行联系,于是构成了自己不同于当时主流哲学的理论。这种“凝视”的作用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在于构造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具有一定的社会推动力。这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权力关系产生后,将社会的每一个主体连接在一起,使得权力的分布呈网状结构,每个主体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构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于这种关系,基于每个社会主体自身以及统治阶级的需求进行的监控,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推动力,促使社会发展。不难发现,尽管这种描述不容易被人们接受,但是福柯在对社会运行的另类描述中道出了发展的路径,可以辩证的来看待,应用于法学研究当中。本文首先对福柯思想的源流进行分析,之后选择“凝视”为切入点,在介绍完“凝视”理论之后,对其产生的两方面作用进行分析,最后辩证的探讨这种法哲学思想对于中国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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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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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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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本文除前言、结语外共分四章,这四章在内容上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司法审查中的司法能动,这是司法能动研究的传统路径。学界以往的研究成果多从司法审查的历史及现实中探究司法能动背后的政治哲学,他们通过考察司法能动的种种特征来思考司法与民主、司法权与立法权、能动性与保守性的关系,进而反思政治与法律的互动和博弈。这一进路虽有利于分析国家权力的宏观运行及政治/法律的关系,但却处于政治性/法律性的纠结与分裂中,对后起国家民主宪政建设的借鉴意义有限。司法能动是个多面体,我们应该认识它的的另一面。第二个层次,诉讼过程中的司法能动。正义是社会对司法的本质要求,二十世纪的司法改革以接近正义为宗旨,司法能动彰显无遗,以管理型审判实现纠纷的及时解决、现代型诉讼完成权利的司法创设,这是司法能动在诉讼过程中的主要表现,也是接近正义的现实需求。本文两大创新之处在于一是从司法审查和诉讼过程两个维度对司法能动进行全面、系统、综合的分析,这样的多元化视角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二是基于中国司法的实际和未来,倡导一种诉讼过程中的司法能动,通过管理型审判、现代型诉讼为中国的司法改革及司法实践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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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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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之探析姓名马凯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法学理论指导教师吴毅20090501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IIABSTRACTADMINISTRATIVELAW,WHICHHASGONETHROUGHMANYHUNDREDSOFYEARS,WASBORNINFRANCETHATCANNOTCOMPARETOCIVILLAWANDCRIMINALLAW,WHICHHAVETHOUSANDSOFYEARSOFHISTORYBUTWITHTHEDEVELOPMENTOFDEMOCRACYANDHUMANRIGHTS,THEADMINISTRATIVELAWBECOMESASIGNIFICANTLEARNINGANDISRELATEDTOOURLIVESDEMOCRACYANDTHERULEOFLAWHAVEBECAMETHEUNIVERSALVALUES,ATTHISBACKGROUNDTHEDEMANDOFMODERNADMINISTRATIVELAWFORMTHECITIZENSISGROWINGADMINISTRATIVELITIGATIONLAWOFCHINA,PUBLICIN1989,PROMOTEDTHEPROCESSOFDEMOCRACYANDHELPEDUSTOESTABLISHEDMARKETECONOMYSYSTEMINRECENTYEARS,HOWEVER,WITHTHEDEVELOPMENTOFJUDICIALPRACTICE,SOMELEGALPROVISIONSOFADMINISTRATIVELITIGATIONLAW,SUCHASNO51OFCHINESEADMINISTRATIVELAWSAYSTHATMEDIATIONISNOTSUITABLEINADMINISTRATIVECASESACCORDINGTOTHIS,ITFORBIDSMEDIATIONINADMINISTRATIVELITIGATIONINOURCOUNTRY,WHICHCOURSESMANYEXPERTSANDSCHOLARSQUESTIONTHEDIFFERENCEBETWEENTHEORETICALANDPRACTICALMAKESTHEAPPLICATIONOFMEDIATIONINADMINISTRATIVELITIGATIONBECOMINGAHOTTOPICFROMTHECONCEPTOFSTUDYABROADANDTAIWAN,ASWELLASTHEDIFFICULTYOFOURREALITY,IWANTTOSEEKABREAKTHROUGHWAYATTHEBASEOFTHEORETICALINVESTIGATIONANDCOSTOFLITIGATION,WHENWEWANTTOMENDTHEADMINISTRATIVELITIGATIONLAWOFCHINATHUSIWANTTOGIVESOMESUGGESTIONSTOHELPBUILDINGTHEMEDIATIONSYSTEMINTHEADMINISTRATIVELITIGATIONLAWOFCHINATHISPAPERISDIVIDEDINTOFOURPARTSTODEMONSTRATEMEDIATIONTHEFIRSTPART,FROMTHE“MEDIATION“OFTHECONCEPT,IWILLDEFINETHECONCEPTANDTHENATUREOFMEDIATIONINADMINISTRATIVELITIGATIONLAW,ASWELLASINTRODUCINGTHECONCEPTOFMEDIATIONANDTHERELEVANTCOMPARISONTHESECONDPART,FROMACOMPARATIVEPERSPECTIVE,IWANTTOPRESENTLEGISLATIVEEXPERIENCERELATEDTOTHESYSTEMANDPRACTICEEFFECTSOFUNITEDSTATES,FRANCE,GERMANYANDTAIWANITWILLPROVIDEAREFERENCEINORDERTOHELPUSTOBUILDOURCOUNTRYSSYSTEMOFADMINISTRATIVELITIGATIONMED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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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19-08-16
      页数: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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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近年来,随着人类外空活动的日益频繁,空间碎片的数量正在激增,空间碎片已经成为外层空间的主要污染源,因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目前,规制外空活动的法律制度主要是联合国制定的五个外空条约,但是这几个条约在规制空间碎片问题上显现出了严重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如何构建实际有效地空间碎片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本文分为三章,共三万余字。第一章主要概述空间碎片问题及其危害。通过对空间碎片的概述,介绍国际社会对空间碎片含义的界定、空间碎片的来源及其分类,并探讨了空间碎片的危害。第二章分析有关空间碎片的现有法律规制。首先,深入分析现有与空间碎片有关的国际法律制度;然后详细介绍主要空间大国美国、俄罗斯、中国的国内相关立法,并对之进行深入探讨。第三章提出有关空间碎片的现有法律规制存在的缺陷及其完善建议。首先,归纳现有的空间碎片法律规制存在的缺陷,国际法层面包括现有外空条约的相关规定不完善、身份无法识别的空间碎片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机制缺失和赔偿主体缺位;国内法层面包括国际条约转化为国内法的工作尚需加强、关于空间碎片的防治尚未形成独立的法律以及空间碎片的责任承担尚需明确规定。然后,提出完善建议,包括订立专门性的国际公约、设立专门性的国际组织以及健全和完善赔偿责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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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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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本文从修理、再造的概念着手,在第二部分对国外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并由此提出三个问题1如何确定修理与再造两者的界限2再造行为是否一定构成直接侵权3为专利产品所有人的修理、更换提供零部件的行为在何种情况下构成间接侵权在第三、四部分对由案例引发的三个问题予以探讨,最后得出初步结论第一、以权利要求、产品的属性、消费者的使用习惯、修复的程度及耗费作为界定修理与再造的参考因素。只有经过修理或更换后的产品仍然落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才有可能认定为再造;根据产品自身的属性认定为报废的,则修复行为可以认定为再造;产品不能发挥应有功能时,如果消费者通常会弃之不用,则修复行为宜认定为再造;如果修复的程度和耗费与制造一个新产品相当,也宜认定为再造。反之,则可以认定为修理。第二、判断再造行为是否构成直接侵权时,需要在各方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如果不存在其他抗辩事由,对于仅按消费习惯被认为是报废的产品,回收利用构成再造的行为不宜认定为直接侵权;而对于根据产品的属性、修复的程度和耗费等要素认定为报废的,回收利用对于保护环境和资源的有效利用意义不大,这时宜从保护专利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将此类再造行为认定为直接侵权。第三、判断为专利产品所有人修理、更换提供零部件的行为是否构成间接侵权时,可以将该零部件“是否属于普通商品或具有实质性的非侵权用途”,“是否属于专利发明的实质性构成要素”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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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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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星级)
    • 简介:2009年我国新修订的保险法在保险分类的问题上,仍秉承了传统的“两分法”,即按保险标的的不同将保险划分为了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这一分类方法,忽视了人身保险中的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的特殊性,即二者既有定额给付的性质也有损害补偿的性质,从而构成一类特殊的保险。特别是其中的医疗费用保险,虽然是人身保险,但因其承保的是具体的医疗费用损失,而使其具有了一定财产保险的性质。我国保险法并未看到这类保险的特殊性,保险法第二条将“财产损失”与“赔偿保险金责任”相对应,将“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与“给付保险金责任”相对应,这实质上是在我国保险法中确立了财产保险适用补偿规则、人身保险适用给付规则的理赔机制;并且,新修订的保险法将重复保险规则和保险代位求偿规则只规定在了财产保险合同一章中,依旧完全排除人身保险对这两个规则的适用。对于以医疗费用保险为代表的这类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是否具有补偿性是否应该适用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是否能适用重复保险规则和保险代位求偿规则对这类保险究竟该适用何种理赔机制学界和实务界对这些问题颇有争议,保险人和投保人也对此各执己见,因此在保险实务和司法实践中引起了诸多问题。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廓清,将不利于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被保险人、受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我国司法严肃性的维护。除前言和结语,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医疗费用保险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阐明了我国医疗费用保险理赔机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现阶段研究医疗费用保险理赔机制的意义。第二部分对损失补偿原则能否适用于以医疗费用保险为代表的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领域这个问题进行了细致探讨。第三部分围绕损失补偿原则的保障规则保险代位求偿规则、重复保险规则、保险竞合能否适用于医疗费用保险进行论述。第四部分引入了与研究医疗费用保险理赔机制问题息息相关的一个概念“第三领域”保险,对“第三领域”保险进行理论探讨,从而廓清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的特点、性质、承保范围,进一步对医疗费用保险理赔机制问题提出一个可以尝试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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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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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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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既是美国的文化特征,亦是美国人接受多元解纷方式的社会条件。法院附设仲裁是美国在法院系统内创设的第一个ADR,并被誉为“司法ADR之父”。它是一种与传统仲裁迥然相异的纠纷解决机制,其发端于法院、运行于法院,且在诉讼的荫影下致力于纠纷的解决。法院附设仲裁的独特魅力在于其裁决不具约束力与终局性,却彰显了司法的公信力;其颠覆了人们对仲裁的传统认知却并非对传统仲裁之否定。法院附设仲裁不仅拓宽了仲裁的适用场域,还以其“庄严的非正式性”增加了“接近司法”的路径。本文除导论外,共分五个章节,主要内容为第一章是法院附设仲裁历史嬗变。诉讼与ADR的互动缔造了法院附设仲裁,庞德会议则为其提供了蓬勃发展的契机。在联邦立法方面,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建树为1998年替代性纠纷解决法;在实践方面,法院附设仲裁走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701980年代,美国联邦法院首次试点附设仲裁;第二阶段是19902000年代,法院附设仲裁已发展成为法院案件管理实践的既定部分;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附设仲裁成为广泛用于联邦和州级初审法院系统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第二章是美国法院附设仲裁学理分析。法院附设仲裁乃美国司法实用主义的智慧之作。实用主义司法乃法律实用主义的核心,其强调司法要关心后果,以及基于后果作出政策判断的倾向。实用主义法律进路对纠纷解决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将仲裁机制运用于法院管理中,既可节约法院资源,又能于法院语境下分流案件、消解纠纷,以上亦是仲裁附设于法院的因由。法院附设仲裁诞生后,诸多争议亦随之而起,诸如应否阻抑重新审判、应否舍弃仲裁之终局性内核、会否输出“次等正义”,批评者对其正当性提出质疑,却也间接推动了法院附设仲裁的发展。第三章是美国法院附设仲裁运作规程。联邦地区法院和州级初审法院之所以得以建立和实施法院附设仲裁,是源于ADR法所赋予的权力或固有授权。法院附设仲裁程序依开启、展开和结束三个阶段渐次铺开,这是仲裁运作的动态过程。自愿性与强制性仲裁是美国法院附设仲裁的两种模式,自愿性仲裁模式包括“选择进入”与“选择退出”型模式,强制性仲裁模式又分为“强制进入”与“法官下令进入”。通过本论题的研究,笔者发现,实施自愿性仲裁的地区或州法院的案件量通常没有实施强制性仲裁法院的案件量大,工作负担亦明显轻于后者。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抑或州级初审法院之所以同时启用强制性仲裁与自愿性仲裁两种不同的程序模式,除深受法律实用主义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关注到了不同的州、不同的区域之间的差异,关注到了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均衡,关注到了法院案件量负担的轻重,关注到了为合适的区域、合适的法院、合适的案件匹配合适的程序模式。第四章是美国法院附设仲裁实证考察。从实证的角度对比分析了法院附设仲裁在美国联邦法院启动之初与当下成熟阶段的运行状况和实施效果。研究发现,即使是法院附设仲裁试点时期的方案其设计亦相当完备,从总体目标到具体目标、从准入案件类型到具体仲裁流程都规划地十分详细具体;不仅对仲裁与诉讼的衔接进行了精准定位,还对仲裁员与法官之角色定位进行了厘清,甚至将司法人员从审前程序中撤离出来。法院附设仲裁并不是解决法院负担过重和当事人不满的灵丹妙药,但经过精心设计的仲裁方案的确能够较好地与诉讼制度相衔接,与法院系统中其他解纷机制协调运作,同时吸引精英律师、律师志愿者的奉献与支持。附设于法院的仲裁犹如调解与审判的“混血儿”,既是对审判的助益与补充,又别具一格地发挥着机制自身的潜能。第五章是美国法院附设仲裁对我国的启示。透过美国法院附设仲裁60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许多值得引为镜鉴的制度精髓。法院不仅仅是民事纠纷处理的场域,亦不仅仅是仲裁程序的运作场域,它还承载了某种特殊使命,即提供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对接的宏大平台。这种对接的内涵亦是多层次的,其首先体现在组织机构的对接,第二层次的对接体现在工作流程的对接,第三层次的对接体现在仲裁结果的对接。法院在仲裁运行中起到的完全是一种程序上的作用而对案件的实体部分不做任何处理。美国法院附设仲裁自创建伊始即启用精英律师担任中立者,其中不乏律师志愿者无偿担任仲裁员,且一直延续至今。律师仲裁员是法院附设仲裁制度的核心,法官实际上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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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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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几乎未经历证券非移动化的阶段,直接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沪深证券交易所基本实现证券的无纸化发行和流通。但因为转变过快,大部分的市场参与主体如投资者、证券公司并不清楚无纸化证券与传统纸质证券有何区别。200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关于无纸化证券只有少数原则性规定,2006年生效的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中对证券账户、证券存管的规定是为了完善登记结算制度。但关于无纸化证券的基本问题,如无纸化证券的权利属性、无纸化证券的交易生效要件、市场参与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投资者保护等,现有法律和部门规章对此并无明确规定。本文通过对德国、日本、美国的相关立法以及罗马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关于中介化证券的实体法公约的比较研究,结合我国目前证券市场的透明持有结构,构建以投资人证券账户为出发点的,以权利本身股权、债权为客体的“准物权”权利体系,用“准物权”理论解释证券无纸化后的权利归属问题,并引入优先权、善意取得、损失分担等制度来保护投资者,最后建议通过专门立法为无纸化证券交易流通提供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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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时间:201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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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村庄治理的民主化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村级治理是由乡村精英主导,广大普通村民的参与度很低,体现为乡村精英治理的普遍存在。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要求村庄形成特定的自治形态,首先是乡镇政权不直接介入村庄治理,由村庄自主处理内部事务,另外是广大村民尤其是普通村民能够充分参与村级治理,实现民主权利。现阶段相当数量的村庄已经能够做到不受乡镇的过多干预,独立处理村务,但很难做到村级治理由广大村民主导,很多时候村级治理由占村民极小比例的乡村精英主导。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旨在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极其强调村民的个体平等、充分参与等,但在这一制度背景下却依然产生了乡村精英治理现象。如何解释、看待和改进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以衣立国的大国,村级治理的状况既直接关系着广大村民的生活与命运,也关系着国家的治理与发展。通过对乡村精英治理的研究可以为村民自治的更好发展、村级治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提供理论参考,同时也可以拓展乡村精英研究、精英治理研究的学术视野,具有重要的实践及理论意义。村庄自治形态是理解乡村精英治理的一个重要向度。从一些典型的治理现象中可以抽象出治理形态这一概念,分为控制型、自治型与复合型治理三类。自治形态是一种具体的治理形态,现代社会中的自治形态在应然层面上强调自主治理,反对极权与压迫,反对权力的单向度运行,主张分权,注重参与,民主色彩强烈。在村民自治的制度背景下,村庄呈现出与历史上各个阶段不同的自治形态,所以乡村精英治理即发生在现阶段村庄自治形态中的一种精英政治现象。特定阶段的村庄自治形态与相应的乡村精英治理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一是村庄自治形态充当着乡村精英治理的发生空间二是不同治理形态中乡村精英治理的成因不同三是自治形态的价值内涵与精英治理的效应分析紧密相关四是不同自治形态中乡村精英治理现象的性质不同。随后提炼出我国乡村精英治理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即围绕乡村精英治理这一特定研究对象,以村庄自治形态为视角并贯穿始终,分析乡村精英治理的历史流变、现实展开、内在机理,并指出乡村精英治理的优化方略。旨在明确乡村精英治理的成因、效应与性质,并提出改进意见。乡村精英治理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传统社会时期,皇权止于县政,国家通过乡绅阶层间接管理乡村社会,乡村社会呈现出自治特征。这一时期的乡村自治实质上就是乡绅自治,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晚清民国时期,传统乡村精英的流失与蜕变、土豪劣绅势力的乘虚而入等诸多因素导致国家推行的地方自治走向破产,传统乡村自治亦日益衰落。人民公社时期,传统形态的各类乡村精英被打倒,代之以单一色的公社干部与大队干部,村庄自治形态彻底消失。乡政村治时期,伴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村庄社会的自治形态得以恢复。乡村精英群体在村庄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掌握了村庄公共权力,而广大普通村民对于村庄政治生活涉足力度较弱,从而形成了精英话语主导村级治理的局面。通过对不同时期精英治理现象的介绍,让我们认识到现阶段的乡村精英治理现象是有一定的历史根基的。另一方面通过呈现不同阶段乡村精英治理与相应的村庄自治形态或治理形态,使我们了解到两者之间的关联,以及不同治理形态中乡村精英治理的不同。现阶段乡村精英治理的发生情境可以从政治、经济与文化三个方面进行考察。政治情境体现为村级治理权威来自行政性赋予与社会性赋予的融合。经济情境体现为市场体制这一“无形之手”对村庄场域的介入。文化情境体现为农村社会地方性知识的消解与潜存。作为一种精英治理现象,乡村精英治理是一种民主化程度不高的现象,体现为在构成村级治理的村庄选举、决策与管理等过程中充斥着一定的精英权威色彩。村庄选举中,无论是村党支部选举还是村委会选举,乡村精英都起着极大的作用,乡村精英通过控制或动员左右着村庄选举的最后结果,从而形成了公开选举背后的“潜在尴尬”。村级事务的决策与管理中,村民的决策与管理权异化为乡村精英的决策与管理权,广大村民的治理主体角色被替换。村庄事务的监督中,国家的相关制度被悬置起来,村务监督多处于虚化状态。根据基本特征的不同,乡村精英治理可以划分为常态与病态两种类型。常态乡村精英治理具有权力集中、利益交换等特征,病态乡村精英治理具有权力异化、利益结盟等特征。村庄自治形态是乡村精英治理发生的一个重要空间,对于乡村精英治理的机理分析应紧密围绕村庄自治形态展开。引入崔之元的三元结构分析框架后发现国家实施村民自治制度在推进村庄治理民主化的同时,也为乡村精英治理的形成提供了空间。制度依据、性质定位、实然体现与应然追求四个方面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村庄自治形态内容。结合治理理论内涵可以概括出现阶段的村庄自治形态内涵。乡镇的“选择性治理”策略、乡村精英的利益谋求、普通村民的碎片化特征使乡村精英治理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与村庄自治形态追求民主价值充分实现与效能价值基本实现的内涵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常态乡村精英治理基本相容于村庄自治形态,病态乡村精英治理严重相斥于村庄自治形态。随后总结出历史上不同乡村精英治理与相应村庄自治形态之间的关系,依次为依存关、冲突关系与张力关系。进一步认为历史上常态乡村精英治理对于村庄治理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病态乡村精英治理对村庄治理具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至此,现阶段乡村精英治理的成因、效应与性质已基本清晰。通过实地调研,发现Q镇D村的村庄选举由乡村精英而非广大村民主导,在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中民主机制处于虚化状态。该村已经形成精英治理模式,民主化程度不高,但同时亦发现在村级治理中乡村精英同样起着比较突出的作用,那就是使村级治理获得了基本良好的效能。具体体现为在乡村精英的努力下,村庄政务能得到有效处理,村庄公共服务的供给良好,村庄能维持稳定的秩序。压力型体制下乡镇对于村庄的选择性治理、利益驱动下乡村精英的权力运作行为、普通村民公共意识的淡漠与碎片化格局下个体力量的微弱成为乡村精英治理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参照两种类型乡村精英治理现象的典型特征进行对比后,发现D村的精英治理存在权力集中、利益交换等特征,同时也存在轻微的权力异化、利益联盟等迹象,具有异变的风险。总体而言,D村精英治理可以划入常态乡村精英治理之列,但对其存在的风险亦须警觉。对病态乡村精英治理须进行批判,一是此现象本身对于村级民主治理成长的阻滞作用。二是此现象所折射出的人性缺陷的放大与人性的价值取向相违背。对常态乡村精英治理的反思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接纳此治理现象,二是省察此治理现象。之所以要接纳此现象,是因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现实的角度还是发展的角度来看,此现象的形成都有其客观性与合理性的一面。之所以要省察和反思此现象,一是即使是常态乡村精英治理也具有一定的异变风险,二是乡村精英群体的质量与治理水准、民主化程度均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乡村精英主导下的权威型治理亟需向乡村精英引导下的参与型治理转换。乡村精英治理的优化过程即乡村精英治理与村庄自治形态之间张力关系的调适过程。乡村精英治理的优化路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乡村精英群体及其治理机制的优化,二是普通村民群体及其参与机制的优化,三是乡镇政府调控与指导机制的优化。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几下几点第一,我国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村庄自治形态或治理形态,构成了相应乡村精英治理的发生空间。第二,乡村精英治理具有一定的历史根基。第三,根据特征的不同,乡村精英治理可以划分为常态与病态两种类型,病态乡村精英治理是常态乡村精英治理的异变形态。第四,尽管现阶段常态乡村精英治理与村庄自治形态的民主内涵存在冲突之处,但此现象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第五,常态乡村精英治理对于村庄治理起积极作用,病态乡村精英治理对于村庄治理则起消极作用。历史上乡村精英治理与相应村庄自治形态之间的关系依次为依存关系、冲突关系与张力关系。第六,对病态乡村精英治理须进行批判,对常态乡村精英治理要进行反思。常态乡村精英治理是乡村精英主导下的一种权威型治理,亟需向乡村精英引导下的参与型治理过渡。另外,还对乡村精英治理的“静态”与“动态”、村庄自治形态演进中的“价值协调”、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精英”与“大众”诸话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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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这篇博士论文试图调查国内因素在巴基斯坦对华外交政策中的角色和作用。它旨在为政府形式或执政党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为何未影响巴基斯坦对华政策寻找答案。本研究采用新古典现实主义角度,通过研究国内变量如何介入独立变量和因变量来寻找研究难题的答案。使用SCHWELLER2004和TALIAFERRO2006提出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模型,本研究假设印度威胁为自变量,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支持国家主义,精英共识为中介变量,巴基斯坦对华外交政策行为为因变量。该研究的内容和理论方法新颖,并将通过对巴中关系的案例研究,为外交政策内部决定因素的知识体系做出贡献。理论上,这项研究将通过提供具体的案例视角来增加新古典现实主义文献。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以案例研究方法使用过程追踪研究问题。在理论知识数据和历史数据的帮助下,本文追踪了1972年到2017年的国内决定因素对巴基斯坦对华外交政策行为的影响数据。数据收集的采用了一手和二手数据。一手数据是通过电子邮件与十位学术界精英学者、教授和巴基斯坦外交政策专家进行深入半结构化访谈收集而得到。来自可用的政府记录,官方数据,统计报告以及政治精英人士回忆录的数据也被用作数据源。二手数据广泛地从研究文章、书籍、智库报告、论文、政治杂志、报纸和真实的网络资源中提取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模型,外部印度威胁的存在导致巴基斯坦精英达成共识,即在1971年巴基斯坦分裂后,为应对印度的威胁,内部和外部平衡战略成为一种需要。为了内部平衡精英们引入了一种双向战略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国家主义思想的输入,作为一种联系媒介,联系分散的巴基斯坦国家以及引入国家主义,旨在让分裂的巴基斯坦国家在心理上和情感上的维系彼此并继续关注于与长久以来的最大的敌人印度进行的斗争,并将印度视为最大的生存威胁。国家注入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为促进统治阶级提取国家资源并通过仿效将这些资源调动到防务需求奠定了内部平衡的基础。精英阶层之间的共识是他们制定、实施和操控旨在实现同质化和一体化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情绪的交汇点。精英们一致认为,应当选择中国而非美国、沙特阿拉伯或苏联/俄罗斯等其他可能来发挥平衡者以实现对抗印度威胁的作用。选择中国是基于其可以帮助巴基斯坦实现内部和外部平衡战略的考虑。在国内,中国协助巴基斯坦提取后者的国内资源,建设喀喇昆仑公路KKH,在塔克西拉建立重工业,建立核电站和引入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CPEC。在国外,中国协助巴基斯坦效仿核技术,导弹防御系统,空军能力和常规武器。这种来自中国内部和外部平衡的综合援助帮助巴基斯坦寻求适当的平衡。这项研究发现,鉴于印度的威胁,精英共识一直是维系强大的中巴关系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1971年以后。它当前仍然并将继续保持决定性因素的地位,通过军事精英占据统治地位以推动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尽管在其他政策问题上存在巨大差异,但在民间和军事精英之间就与中国建立密切关系达成了重大共识。这项研究还发现,在分裂期后建立与中国的紧密关系的主要荣誉归功于民间精英。在ZA布托的任期内,几乎所有精英阶层都赞成在分裂时期后恢复巴中关系。在齐亚将军的军事专政下,军队尊崇宗教精英和土地主精英,并继续与中国建立牢固的关系。在民主统治下的后扎齐亚时期,尽管在其他国内外政策领域发生民间与军事精英阶级的意见分离,但也对巴基斯坦的中国政策达成了共识。但穆罕默德将军时代,尽管在对巴基斯坦反恐战争WOT上的立场存在巨大差异,民间和军事精英对与中国的密切交往仍保持着同样的意见共识。2008年PPP和2013年的PMLN统治下的民间政府遵循了同样的政策。然而,最近在军队和民间精英的支持下,更多的具体的、长期的地缘经济政策已经通过CPEC被广泛认为是改变经济规律和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双赢策略。通过CPEC作为实现内部平衡的方式,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利益大量增长,并将自动为巴基斯坦在印度的威胁方面采取行动。在持续发生的全球和地区政治事件,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强硬立场,日益增长的印美和印伊关系以及印度在阿富汗的影响力不断增长,中国以CPEC形式在巴基斯坦持有的大量利益背景下,本次研究提出四项预测第一,尽管在其他内部和外部政策事务上存在巨大分歧,巴基斯坦民间和军方精英将继续就中巴关系达成共识。其次,军方将继续在巴基斯坦对华外交政策行为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第三,印度仍应被视为对巴基斯坦的存在性威胁和主要外交政策的挑战。最后,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将继续发挥各自的作用,帮助巴基斯坦解决缺乏团结融合,聚集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通过精英共识以及国家注入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与支配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印度因素结合,巴基斯坦的主要目标将是为国内资源开发铺平道路,这将使其能够模仿可用的优质技术并最终为实现平衡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需要与中国建立牢固关系的持续性。这项研究提出了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行为社会意识形态模型,旨在表明对于面临生存威胁的分裂的国家来说,精英阶层和民间精英阶层之间的精英共识,在军队拥有无论民主或非民主政府下政策制定的优先决定权的条件下,是决定国内外事务的一项重要因素。这些国家的政策精英开始采取内部和外部的平衡策略来对付存在的威胁。这种精英共识引导国家引入国家支持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旨在促成基于宗教,种族和语言而分为不同归属的人口之间的同质性和一体化,并将敌对国家描绘为一种存在的威胁。通过引入国家支持的意识形态和国家主义,统治阶级实际上通过国内资源开发为实现内部平衡铺平了道路,从而通过对其他国家的模仿和学习实现自我发展。对于通过资源开发和模仿学习实现内部平衡的国家,需要另一个技术优越、愿意协助并且功能足够强大的另一个(或多个)国家的协助。与该国家建立强有力的友好关系成为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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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世界经济发展需要更多能源确保经济的繁荣。据2016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报告,连续十五年中国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增量市场。另外,国际石油市场的疲软,使得能源储量丰富的乌兹别克斯坦国家也亟待开辟新的能源市场。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乌能源合作法律制度,对促进中乌两国各自的经济发展、实现共赢是十分有必要的。文章首先介绍了中乌能源合作的历史基础和时代背景、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中乌国内能源法律制度。其次,分析了中乌能源合作遵循的法律原则、法律依据、法律方法及其特点、中乌双边能源合作法律制度和中乌共同参与区域能源合作组织的现状后,提出了中乌能源合作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再次,研究了国际能源之双边、区域和多边能源合作法律制度,分析了其对中乌能源合作法律制度建设带来的启示。最后,从双边、区域、多边能源合作法律制度以及构建新的国际能源合作法律制度四方面提出了对中乌能源合作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议。通过对中乌能源合作法律制度的现状、不足和国际能源合作法律制度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文章一是总结了中乌双边能源合作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二是从区域能源的相关方面对中乌区域能源合作法律制度提出了完善措施。三是借鉴目前国际多边能源合作法律制度完善中乌能源合作法律制度。四是从创建新的国际能源合作法律制度的角度进行思考,建议中乌建设能源关税同盟、能源应急机制和能源环境影响评估机制,促使中乌之间的能源合作法律制度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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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当下,面对频发且影响日益广泛和深远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关于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讨论与探索日渐升温。毋庸置疑的是,有效应对经济危机需要国家发挥综合的宏观调控手段。但2008年的经济危机再一次证明社会保障在一个国家或社会进入危机和调整期后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不单是一种保障劳动者在经济困难时期基本生活需要的社会稳定器,也是一种具有生产性和投资性的经济要素,有利于社会化经济的长期发展。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应对经济危机的功能,是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长远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将重点探索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的作用机理(包括作用路径和作用方式等),比较研究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能力差异。同时,结合大量数据挖掘分析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不同表现和社会保障根源,检验其社会保障方面的过往改革成效,发现其仍然存在的问题,找寻可供借鉴的经验。第一章是“基于经济理论和历史视角的社会保障制度功能演变研究”。本章试图为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能力的比较研究和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基础。梳理并概括了不同历史阶段社会保障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功能演变在形成阶段,应对经济危机发挥的主要是社会稳定器功能在发展阶段,应对经济危机发挥的主要是经济调节器功能在二战后社会保障制度全面发展阶段,发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功能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前期,应对经济危机发挥的主要是国家财政的减负器功能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期,应对经济危机发挥的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功能。第二章是“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的作用路径与作用方式分析”。本章首先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的三条作用路径,本章研究发现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动,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是社会保障政策作用于企业的政策着力点增强居民的有效支付能力,提高居民素质和就业技能,是社会保障政策作用于居民的政策着力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社会保障政策作用于企业和居民的方式。作用于企业的方式实施了非常规的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来缓解企业现金流动性不足问题通过对企业的社会保障缴费提供支持来减轻经济衰退中企业的重压以扩大企业的财政空间缓和劳资矛盾,实施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使企业专注于生产与创新,提高企业竞争力。作用于居民的方式实施了非常规的刺激性的财政政策来缓解居民支付能力不足问题为了提高居民收入和缩小贫富差距,政府对常规的社会保障政策进行了调整社会保障通过劳动力市场政策工具为危机中的穷人和失业者提供“生存求助”和“能力求助”。第三章是“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能力的综合评价以2008年经济危机为例”。本章首先介绍分析了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对不同国家的影响,随后通过借鉴和综合分析,对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进行了界定在发生经济危机的状况下,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应对经济变动带来的不利影响的内在功能,包括经济危机状况下社会福利制度自身的适应能力、促进经济恢复的能力和经济危机状况下的财政负担能力。并在此基础之上,构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能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接着利用OECD相关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OECD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传统的社保模式划分,计算了各类模式的因子得分和排名,得出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和欧洲大陆模式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最好。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一般,略高于平均水平。东亚模式和中东欧模式整体上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较差,低于平均水平,东亚模式略高于中东欧模式。地中海模式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最差。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模式内部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差异巨大。于是本文根据应对经济危机能力的强弱,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将社会保障制度分为权利下放的社会服务型、与经济充分配合的社会保险型、市场驱动型、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型、市场主导政府调节型和扭曲型,并总结了每类模式的特征权利下放的社会服务型将地方政府作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引入了竞争机制,改革了社会服务和就业,具有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与经济充分配合的社会保险型将国家角色由直接干预者转变为管理者和服务者,实现了国家、社会与市场相互有机整合,实施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具有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市场驱动型社会保障水平一般,危机前有一定的改革,危机后没有实施激进的社会保障改革,经济发展和财政负担较轻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型重视国家在福利的提供与管理中的作用,经济发展和福利保障的关系很不协调,社会保障水平高低不齐市场主导政府调节型社会保障制度调节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较差,危机时刻开始大幅度调整社会保障制度扭曲型社会保障被民主绑架,水平较高,过分重视福利的救济作用,忽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社会保障公平性差,具有明显的社会排斥。第四章是“典型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能力差异的深层次分析”。研究中选取了瑞典、德国、美国、希腊以及韩国,作为不同社会保障制度的典型国家,在对这五个国家在经济危机中的福利保障、经济发展、劳动力市场、社会公平、财政负担进行比较分析后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层次分析发现其一,不同的社会保障改革带来差异化的应对经济危机的自适应能力。改革越及时、彻底、全面的制度应对经济危机的自适应能力越强。其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筹资模式的差异带来不同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社保水平越高,社会保障实物支出占GDP的比重越高,社保实物支出大体平衡于或超过现金支出,社会保障筹资在国家和企业以及个人之间分配越合理的国家促进经济恢复与增长的能力越强。其三,劳动力市场政策积极转型的时间和深度以及平衡家庭与工作关系的家庭政策的差异带来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劳动力市场政策发生积极化转型的时间越早,改革的程度越深入,失业率越低儿童照料服务体系和生育保障制度越健全就业率越高。其四,社会保障制度调节分配能力的差异带来促进社会公平能力的高低。较强的社会保障调节分配能力有利于国家促进社会公平。其五,公私社会保障的不同组合和对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关系的不同处理造成不同的财政影响。社会保障体系越科学合理,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的越好的国家财政负担能力越好。最后,总结了典型国家社保制度应对经济危机能力的启示及时系统地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制度的自适应能力完善社会保障支出和筹资政策,促进经济恢复与增长建立“友好”特征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更好地促进就业加大社会保障的分配力度,增强社会公平及弱势群体的风险应对能力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第五章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能力的研究”。本章首先综合分析了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和因危机社会保障制度所做的政策调整然后,运用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模型采用截面加权估计方法EGLS对社会保障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计量分析,发现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财政的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是促进就业的显著因素,而社会保险支出水平对就业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财政的教育支出和财政的医疗卫生支出对促进就业有正面影响,但促进效果尚不明显。最后,在此基础上,从社会保障制度自身适应能力、应对经济衰退能力、应对失业能力以及促进社会公平能力等方面,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研究认为,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总体上还比较脆弱,亟需优化和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第六章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章首先总结提炼了本文研究的重要结论,认为应对经济危机能力较强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的特征是公私合作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合理的费用筹资水平和筹资责任分担机制、优化的倾向于积极福利的社会保障结构典型国家的经验启示中国应及时系统地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制度的自适应能力完善社会保障支出和筹资政策,促进经济恢复与增长建立“职业友好”和“家庭友好”特征的新型社会保障制度,更好地促进就业加大社会保障的分配力度,增强社会公平及弱势群体的风险应对能力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最后,论文结合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及其在应对经济危机能力方面的不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系列具体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主要特色及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从理论上较全面地探讨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的功能机理、作用路径与作用方式,并运用相关数据资料对不同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应对经济危机能力的差异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当前国内学界更多关注社会保障对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沉重负担与压力的背景下,本文强调社会保障功能的生产性和投资性研究,这在社会保障理论探索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第二,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能力的概念、建立了较全面的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赋予相应的权重对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能力进行全面客观的综合评价。第三,结合国际比较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增长及就业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考察,并从社会保障制度自身适应力、应对经济衰退能力、应对失业能力以及促进社会公平能力等方面,对中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应对经济危机能力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相关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完善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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